《自由广场》|道德困境的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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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面对野兽时要一动不动隐匿在人群中，这样它就会吃掉其他人。

《自由广场》由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执导，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特的洞见聚焦北欧社会高度发展下的道德困境，是讽刺与自省的影像化表达。

影片由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因帮助呼喊救命的路人致使自己手机被盗开始，在通过不恰当的方式找回手机的同时却伤害了一个孩子的名誉，小孩就问题与其直接展开对峙。经过漫长的内心挣扎终是意识到自己有错在先的克里斯蒂安想要弥补自己的过失，却发现为时已晚，小孩一家已不知所踪，刚从道德考验的泥沼中爬出来的主人公又陷入了无尽的挣扎。伴随其找回手机与准备展览的过程，克里斯蒂安内心道德准绳的摇摆、贫富阶级间的偏见、流量对道德关注的利用、动物性的消退还是重蹈、艺术和非艺术的边界等等社会问题悉数呈现在观众眼前。跟随镜头，观众被置于多种对比强烈的矛盾中，通过象征意味极强的群体符号的使用剖析出当代社会支配人们的道德法则和社会道德所面临的痛点，对克里斯蒂安倡导展出的代表仁爱与正义的“方形”展品以及我们今天极力追求的乌托邦式的完美道德不可谓不是一种讽刺和反思。

一、矛盾的多重建构

影片最大的矛盾就在于“方形”所倡导的理念与展馆外冷漠自保的社会大众所形成的对比。影片一开始就阐明了“方形”的含义：“方块”是信任与关爱的圣所，在它之内我们同权同责。一边是展馆内温馨美好的向往，而在展馆之外不停出现的画外音“救人一命”却没有让行色匆匆的精英们改变自己的视线和脚步。直到克里斯蒂安走入画面。他伸出援手，却在下一秒发现自己的手机被偷走了。“方形”受到了来自现实的打压，就此树立起贯穿影片的核心问题——社会道德的理想之于现实。

瑞典是北欧很典型的福利国家，经济的富足尤其带给中产阶级对道德和人性的更高追求。但是随着移民和难民的涌入，阶级分化也越来越严重。影片中小孩所代表的移民阶层和克里斯蒂安代表的精英阶层的矛盾就来自自身阶层对对方的偏见。在理想状态里，像“方形”描绘的那样，人们相互信任彼此关爱，而现实是，在商场里等女儿的克里斯蒂安不得不向乞丐寻求帮助，诺大的拥挤的商场没有一个人愿意停下来倾听。同样地，人们却对克里斯蒂安过激的宣传手段抱以最严厉的斥责，认为他侮辱了弱势群体。

很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社会的进步阻碍了道德的发展，以克里斯蒂安为代表的社会群体仍然在以最前卫的方式捍卫着最本真的道德准则。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群体心理对我们产生的同化影响。影片直接引入动物狩猎法则类比：面对野兽不能软弱不能逃跑，应该一动不动隐匿在人群中，这样野兽便会吃掉其他人。这样的生存法则从来都没有随着高度的文明化过程而消失，反而是换了一种形式激发出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的自保本能。在道德领域也是如此，呼吁仁爱的同时又往往选择站在中立的立场，坚持正确的公平，就像面对各执己见的小孩和克里斯蒂安的助手，店员说出“我没法评判谁有理”。

克里斯蒂安自己也是矛盾的集合体。一方面坚持着“政治正确”，拒绝手下找回手机的方式，一方面又战战兢兢照做了。一边呼吁责任与担当，一边面对艳遇对象的坦白胆小畏缩。就像他映在餐厅那面玻璃上的镜像一样，矛盾的两面构成了一个真实又虚弱的人。

二、群体符号的使用

在道德困境的矛盾建构中，群体符号的使用加剧了矛盾的张力，让对立双方变得更加尖锐。

乞丐是北欧社会中伴随现代性发展出现的后居群体，多是伴随柏林墙的消失和欧盟一体化北上而来的吉普赛人。北欧人处理如何对待乞丐问题的时间并不长。作为同是社会的组成成分，又处于弱势的乞丐群体，影片中“方形”的宣传广告冒犯了大众对于这一群体符号的道德底线，尽管片中多次出现的乞丐形象往往处于被大众忽视的状态。这一群体时刻敲打着社群里的其他成员其他阶层，或许忽视变成了对他们的另一种尊重。影片中被“方形”指涉的群体还有发布会上患有秽语症的人。人们对其行为并没有予以干涉或抱怨，而是任其发出不文明的语言。他们又包容着他者，践行着仁爱与宽容的道德原则。两种非常典型的社会他者形象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态度简洁有力地勾勒出北欧社会的道德现状。

影片中对儿童形象的使用也带有符号特征。整栋大楼选择站出来与克里斯蒂安当面对质维护权益的竟然是一个儿童。我们不得不把他当作道德受到威胁后的发声，并将其与幼态、本真联系起来。包括克里斯蒂安的两个女儿和放在婴儿车里的小婴儿。在克里斯蒂安向邻居描述儿童的样貌时，角色更是变成了由几个符号组成的意象。在受到来自工业、技术等等如片中“野兽”般的冲击下，道德愈发的易碎易曲解。永远需要有人保持对淳朴道德的向往和保护，就像保护孩子一样。尽管克里斯蒂安的自省没有及时带给那个小孩，但思考的种子已经散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