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争议一路走来中山路在喧哗声中大变身(叶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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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曙明

也许无人可以说得清，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到底是一幕喜剧，还是悲剧。对于急欲旧貌换新颜的政府官员，还有那些一心要大展鸿图的建筑师、开发商来说，洪水般的大规模改造计划，总是令人热血沸腾，心驰神往的。在破旧立新的革命中，“保护传统”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遗忘掉了。

从 1982年国务院公布广州市为历史文化名城，到1998年市政府颁布第一部对城市紫线的保护法规《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其间相隔16年之久。至 2001年市政府公布广州市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区名单时，老城区已被拆得七零八落。尽管政府保证会妥善安排搬迁中山路上的老字号商店，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一家老字号在搬迁后能获得新生，它们的处境只会更加恶劣，经营更加困难。

只争朝夕的房地产开发商们，可不管老字号的命运如何，已经抢先进驻，各施各法，大破大立。中山路的命运，其实早已注定。1991年夏季，中山二路执信路口至东川路口，长566米路段，率先进行扩宽工程，从原来的14米扩至36米。1993年12月28日，广州地铁一号线正式破土动工。随着地铁一号线在中山路的站场和上盖物业开始兴建，路面也同时进行全线拓宽。大拆大建的风暴，终于全面降临中山路了。

20年代的惠爱路（中山路）

政府一声令下，把地铁沿线工程建设用地拆迁安置任务，分解给所属区和市的有关部、委、办、局，限期完成。1994年5月6日分别签署拆迁安置承包责任状。

在广州因地铁建设而出现的3000多个工地里，中山路的拆建，也许最震撼人心了。

从 1995年开始，地铁这条地下长龙，从中山一路一直向中山七路挺进，所向披靡。为了配合工程，新华电影院拆了，新星电影院拆了，艳芳照相馆拆了，惠如茶楼拆了，华北饭店拆了。到处都在拆、拆、拆。把历史拆了，把记忆拆了，打造一条全新的中山路，变得连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也认不出来。

随着工人大佬手起锤落，以骑楼为特色，充满亚热带风情的中山路，便基本上荡然无存了。一种老广州的历史意绪，到此戛然而止，烟消云散。古老的惠爱大街只能通过梦境，存在于某个遥远的空间，那里的人们穿着莨纱绸对襟衫，趿着木屐；卖卜卜榄的唢呐声从宁静的巷里破空而起；在那里我们又年轻了，回到了童年时代，跳着，笑着，跟在外婆后面，穿过长长的巷子和骑楼，到新华电影院看电影去。

可惜，这种场景已永不会再现。

50年代的中山五路

没有了骑楼的中山路，显得宽敞、明亮。中旅商业城、百汇新天地、地铁监控中心、五月花商业大厦、新大新百货公司气派雄伟，坐落在蓝天白云之下。但它们风格殊异，互不相干，缺乏和谐之感。

地铁监控中心名义上是莫伯治的作品，但卡通化的造型，与他以前淳厚的岭南风格，已相去甚远。夏天炽烈的阳光直射在人行道上，明亮刺眼，热浪翻腾。走在这样的街上，一瞬间会感觉茫然。虽然可以看出设计者想保留一点骑楼的形式，但淮橘为枳，韵味早已尽失。这时我才领悟到“意义是不能移植的”这句话的含义。

从1992年至1996年，广州市大规模清拆旧城，共批准拆迁地块1194个，需拆迁41.874万户，涉及拆迁人口140万。市政府办公厅的《穗府信息》称：“在我国大中城市显属罕见”。

旧城是需要改造更新的，但是否一定要大拆大建呢？有“古城卫士”之誉的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面对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城市改造运动时，曾沉痛地说：

人是一种有感情的动物，他们需要在环境中体味自己的历史、寻找生活的记忆、抚摸过去的痕迹，而没有历史和传统的城市是荒漠，是有感情的人不能忍受的。

大拆大建的城建理念，在许多国家早已被扬弃了，建筑遗产的再利用渐渐成为城市建筑开发利用的基础方式之一，甚至成了核心理念。“保护建筑”，不仅仅是保护文物建筑，还包括大量平凡、普通、价值不高，但代表着不同年代的老房子。

现存的骑楼历史虽然不算很长，称不上文物建筑，但它是城市生态的一部分，是城市肌理的一部分，记录着城市成长的过程。人们赞美城市生态的多样性，原本就是要通过不同时代的建筑体现出来的。这一点理论上无人反对，但一到具体个案，在各种利益互相制约下，则戛戛乎难矣，免不了又要把推土机、抓钩机倚为法宝。

我原以为，支持拆掉重建中山路的，也许以年轻人居多，他们对那些老建筑，本来就没什么记忆，他们喜欢新东西，喜欢庞大与奢华，喜欢耸入云端的高楼；反对者则会以年长者居多。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认识一位在广州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老出版家，就是坚定的“革新派”。他认为中山路的重建是必要的，因为那些老房子已十分残旧，其实没有人喜欢住在里面。

大拆大建的中山五路（黎旭阳摄）

他举了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些大声疾呼要保护北京四合院的人，大都不是住在四合院里的。这似乎成了一个定律，凡是鼓吹保存传统生活模式的人，他自己必定不是生活在这种模式之中；凡是赞美传统民居优美的人，他本人一定不会住在这些民居里。我们凭什么为了保护传统建筑风貌，而剥夺人们居住花园小区、新式高楼的权利？这位老出版家强调说，保护旧城要有一个尺度。

的确，既然你把传统建筑说得天上有地下无，为什么你自己不住进去？为什么你要到那些有泳池、有会所、有私家车位的花园小区买豪宅？但问题是不可能所有人都去住洋房别墅、花园小区。老房子在那儿，总会有人居住的，残旧了可以修葺，没有抽水马桶可以改造成有抽水马桶。一个城市的住宅，也需要多样化的，不可能只有一种风格，一种档次。主张保护客家围龙屋的人，不一定要住在围龙屋里；主张保护粤剧的人，也不一定要自己登台演唱。

对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来说，微弱的个人声音，瞬间随风而散。城市正以它固有的步伐朝前迈进，仿佛有千万辆推土机列成方阵，雷霆万钧，隆隆作响。在推土机的后面，冒出一幢幢摩天大楼，点连成线，线连成网，刹那间遍布大地，向小市民炫耀着它们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和专横的威权。原有的街巷脉络已被打破，支离破碎，还有许多消失不见了。

今天的中山四路

在势不可当的现代化潮流下，所有人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焦虑反应。有些人是对传统的中断感到焦虑，有些人是为我们还不能与纽约、东京，甚至上海看齐而焦虑，有些人则是为混乱无序的现状感到迷茫，为无所适从而焦虑。

太阳底下，商场每天都在开张。马路每天都在塞车。新楼盘每天都在落成。有一个楼盘以“众人仰望之城”作为广告词。这无疑是许多规划师、建筑师长久以来所憧憬的梦想。大多数的建筑设计师，依然沉浸在与传统决裂的欢跃之中，他们感兴趣的是如何“决裂”，而非如何“承传”。

在北美、欧洲旅行，常常看见一些建筑工地，虽然房子已被拆除，但临街的那面墙却依然屹立着。这是因为政府规定，凡有若干年历史的建筑，即使拆毁重建，也必须保留临街的外立面，不管它是不是名人故居。

美国三藩市有一个规定，1930年以前的房子如需拆建，都要保留它的立面。在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有价值的旧建筑在需要更新时，都采取这种“留皮换骨”的办法，内部重建，但外墙保留。政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保持街区的历史风貌和传统魅力。

建筑的外立面是公共财产，铭刻着这个街区的集体记忆，是这个街区共有的，并不属于某个业主或机构。因此，无论是业主，抑或房地产开发商，甚至政府，都无权随意处置它们，不能说拆就拆，说改就改。

骑楼街也可以把内部改造得非常现代化，非常舒适，但外立面仍然保持传统的样貌。当然，在追求容积率和利润最大化的今天，要求城市建设者这样做，是有相当难度的。

也许，保护旧城只是一种文化指标的体现，而非绝对价值。就算现在能时光倒流，让广州恢复1980年代以前的模样，绝大多数市民也不会答应。进步在很多时候带有强迫性，泥沙俱下。我们在接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就必须把一些我们根本不想要的东西也一并收下，不得不为城市规划建设中的败笔埋单。

一个令人沮丧的例子是，当政府不惜拆掉中山四路来保护秦代造船工场遗址的同时，最先崛起的建筑，却是一幢与历史氛围格格不入的商务大厦。

城隍庙旁高楼耸立（陈莉摄）

老广州人都记得，在中山四路城隍庙旁边，原有一家东乐戏院，建于1934年。与如今动辄投资几十亿的大歌剧院相比，它规模虽小，设备也非一流，但几十年间，上演过无数精彩剧目，为广州市民留下历久难忘的欢乐与人生享受。1959年广西桂剧艺术团在东乐戏院上演《桃花扇》，国学大师陈寅恪专程从中山大学进城观看，并写下了“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岁身”的诗句。

文革期间，东乐戏院改名为红旗剧场。到了1985年，剧院难以为继，不得不出租做商场。初衷是为了筹措翻新改造的资金，以期剧院重振雄风，但最后却完全拆除，在古老的城隍庙东边，盖起了一幢41层的玻璃幕墙大厦。麦当劳、日本寿司店率先进驻营业。

无论对于正在兴建的南越国宫署博物馆、秦代造船工场来说，还是对城隍庙来说，这幢大厦都是一件大煞风景的视觉垃圾。整个街区的文脉环境也因此被破坏。在大洋网论坛上，有网友悻悻地说，应该把这幢大厦平移到仓边路对面，要不，干脆把它“炸掉”算了。

可悲的是，这种情况在别的地方也出现过，而且还可能会陆续出现。

当年在黄花岗公园“浩气长存”牌坊旁盖起了办公大楼，在南海神庙前建发电厂，在镇海楼前搞灯光球场，在六榕寺门前盖宾馆高楼，在珠江沿岸建起了一排排高层住宅，这些都是难以挽回的败笔。

番禺学宫旁边盖了一幢高层商住楼，曾令舆论哗然，据说因这幢大楼产生一股回旋风，致使部分文物受损。在紧挨着南越王墓博物馆东北角，也有一幢高层商务写字楼。一位记者在接到市民投诉后，向广州市文物管理部门举报。但他得到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答复：这幢楼是经文物管理部门同意兴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