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环球房讯小毛就大家最近讨论的“古德哈特定律”：新兴市场国家兴衰的金科玉律整理了以下内容，希望能够有助于您了解“古德哈特定律”：新兴市场国家兴衰的金科玉律。

近年来，国运成为热词，这种既传统又现代、既宏大又现实的话题，其实历来为经济学家所关注。我非常推崇一位经济学大师曼库尔·奥尔森，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曾出版过一本经典之作《国家兴衰探源》，当时的重大经济问题是“滞胀、失业和经济周期”，他认为可从分利集团理论的角度得到合理解释：集团决策缓慢，使决策日程愈益纷繁，从而引起工资和价格“黏性”，社会垄断增加，市场无法出清使失业增加，社会总收入减少，需求下降，最终致使经济衰退和萧条。

图书信息

（美）鲁奇尔·夏尔马著

鲍栋等译

新世界出版社

2018年12月

2012年，为了回答国家间不平等和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又出版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该书提出了制度是根本原因。摩根士丹利全球战略师鲁奇尔·夏尔马在2016年出版的《国家兴衰》一书则是这一主题的新作。

奇迹破灭之后

《国家兴衰探源》侧重于回应当时最迫切的“滞胀”问题，《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强调制度的作用远甚于自然禀赋，《国家兴衰》则解开了近年来萦绕在我心中的一个问题：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为什么在向发达国家迈进的进程中遭遇挫折？

曾几何时，循“亚洲四小龙”路径的新兴市场国家普遍被寄予厚望。当然，“金砖四国”国家曾经不负众望，纷纷创造出了增长奇迹。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佩恩全球报表”，2005年-2010年间，有统计的110个新兴市场国家，仅有尼日尔、牙买加等3个小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低于美国，似乎存在整体崛起的迹象。然而到了2010年底，新兴市场国家的神话走到了尽头。到了2015年，平均增长率已经从最高点的7%滑落到了4%，如果剔除中国的因素，则降至2%的水平。

值得警惕的是，奇迹破灭带来的并非恢复平常故事，而往往以悲剧的方式展开。一些明星新兴市场国家在遇到重大挫折后，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态势也就戛然而止、一蹶不振。摆脱贫穷落后的艰难旅程考验着人们的耐心，但这种由盛而衰的“折翼”更让人唏嘘。而且，有些国家的收入水平曾经接近发达国家，但迅速衰落后尚不足以维持中等收入。作者用“繁荣陷阱”来替代“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并总结道：“新兴市场国家的衰退在振幅上更剧烈，以至于它们在繁荣期的全部收获会损失殆尽，这就制约了它们的长期性增长。实际上，许多国家就是在反复地倒退中走向贫困。”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两个重要的分水岭。从泰国到阿根廷、土耳其，从南非到巴西、俄罗斯，金融危机让这种跑步前进的繁荣状态到达顶峰后就开始滑落。

一种流传已久的观点认为，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顽疾和恶果，其基本的叙事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那个时代最重大的经济问题是“滞胀”，也正是前文提到的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所要破解的首要时代难题。

在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等政治人物的联合推动下，“经济自由主义”成为时代潮流，并使美国、英国的经济率先复苏。这代领导人推出的解决方案包括放松对经济的集中控制、削减税费、对国有公司私有化、取消价格管制等。受其影响，到了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纷纷开放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但有些国家也由于过度举债而出现危机。例如，泰国私人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98%暴涨至1997年的165%，使这个国家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大幅举债的阿根廷也在同一年经济改革失败，这场经济萧条使阿根廷在随后四年里国民经济总量下降近30%，并陷入长期低迷。按照这种叙事，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无非是将这个逻辑和剧本的规模和范围扩大了而已。

但是，真相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国家兴衰》一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试图告诉人们，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失败，恰恰应该归咎于长时期、高强度、大规模的政府干预而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自由市场。尽管夏尔马没有回避政治周期和经济改革的影响，但在他看来，更关键的是，在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多个国家，由于政府干预和刺激经济，严重影响了私人企业的增长，也使资本回报率大幅降低。

而且，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系统往往也与这种政府干预息息相关。到了2014年，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贷款的总体坏账率均超过10%，很多借款人连续数月不能按时还款，在大部分情况下，比如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坏账问题集中出现在国有银行。一旦这些坏账快速积累，就会拖累整个银行体系，进而影响信贷体系发挥平复经济的职能。

面对两次金融危机，新兴市场国家采取的举措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夏尔马直言：“1998年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投资，减少对私人企业的干预，五年之后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大为减轻，进而迎来前所未有的大繁荣。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政府不断增加负债，频频干预经济，试图以此刺激经济，最终却得不偿失。”据统计，2007年之前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债务形成的投资每增加1美元，会创造1美元的GDP增量，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5年，同样是1美元的GDP增量，却需要2美元的新债。

“古德哈特定律”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与经济失速相比，对民生和社会稳定直接影响更大的是通胀。在这方面，土耳其是个典型。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的年均通胀率曾经达到70%，90年代回落到50%。2001年的危机达到最高点时，通胀率再次回弹到70%。一夜之间，土耳其里拉贬值近一半。《国家兴衰》专门有一章讨论通胀问题，而且以“想成为中国，却沦为巴西”来总结印度在这方面的失误。

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最近提到，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当失业率低于4%，而通胀率高于4%时，经济衰退总是会在两年内发生。通货膨胀常常是新兴市场国家的梦魇。根据书中的统计，截至2015年，发达国家的平均通胀率约为2%，而新兴市场国家则高达6%。

看起来是通货膨胀、经济衰退互为因果，但可能两者都是另一个更深刻根源的共同结果。《国家兴衰》的作者认为，“干预太多、投资太少”是这种情况的主因。

例如，巴西几十年来投资率始终徘徊在20%左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1年的经济展望，巴西当年的投资率约占GDP的15.4%，低于全球89%的国家和地区（约171个）的投资率。由于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每个经济周期开始的标志都是物价和工资的上涨。

更可怕的是，巴西GDP增长仅为4%甚至更低水平的时候就会引发通货膨胀问题，继而陷入以紧缩的货币政策制约经济增长的怪圈。这与中国几十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奇迹自然有各种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正是：中国投资占GDP的比率长期为世界第一，最高曾达到GDP的47%。

可是，如果一切归功于高投资显然仍不够有说服力，结症还在于：政府干预的足够少与投资的足够多如何同时做到？可见，高效的投资是应对通胀的重要手段。这不仅是个指标问题，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改革，实际是在谈论如何从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出发，建立并执行合理的制度。

对此，书中给出一个简单经验：以制造业和基础设施为目标的投资热，往往是理想的投资，比如电子、机械、化工、电气、能源等企业，以及道路、电网和排水系统；最糟糕的投资对象还有大宗商品——它往往会给经济造成侵蚀性破坏。在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方面，工厂仍然是投资首选，制造品出口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此，所谓“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就是制定有效的法律架构，对政府财政预算和投资效率，对企业购置土地、建造土地、贷款及劳动力的雇佣、解雇做出规定。

说到这里，新兴市场国家兴衰的金科玉律似乎已呼之欲出。然而，知识性的进步远不及认知上的觉醒重要。对于弥漫在现实中的指标、绩效导向的线性思维，书中一开篇就以“古德哈特定律”给出了贯穿全书的警告。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古德哈特曾经指出，一旦某个指标变成需要达到的目标，这个目标就会失去意义。以提供鼠尾巴获得奖励的“全民灭鼠”，往往促进了老鼠养殖业的繁荣便是一例。一言蔽之，如果不考虑指标，则很难了解经济状况和形成共识，但如果唯指标论，则常常因不择手段而事与愿违。

“古德哈特定律”道出了非线性的经济思维与简单直接的线性思维的天壤之别，《国家兴衰》则给出观察、分析这种复杂性的切入点和前瞻视角，作者将其总结为“识别下一轮兴衰变迁的10项规则”。其中不乏主流经济学界长期忽视的人口、道德、地理、媒体、政治等因素。按照作者的解释，线性思维模式及按照这种思维的预测都不足为道，但是把握更多有实质影响的因素，以估算未来的发生概率倒是可行之道。

其中的地理因素应该是确定性最强的。该书认为，地理位置可以解释过去新兴市场国家的奇迹，并对未来做出预判。高盛香港公司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通过统计1995年以来制造业出口总额与GDP之比大幅提高的14个国家，发现主要分布在通往美国、欧洲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消费品市场的航线沿线，其中又以东南亚和东欧最为突出。比如，越南充分利用了它在东西方贸易走廊上占据的地理位置，而波兰也成为德国企业家向西欧国家出口汽车的一个平台。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学界越来越重视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杰弗里·萨克斯、贾雷德·戴蒙德、丹尼·罗德里克等著名学者就此都发表过有力的论述。

当然，关于这一点也有分歧，前文提到的阿西莫格鲁等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其实就是论证了地理因素远没有制度因素重要，甚至并不是关键因素。但无论如何，过于迷信单一因素或者线性思维，乃至坠入历史决定论、地理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都是贻害无穷的——而彻底摆脱它们的诱惑并不容易。

本文刊于《财经》杂志2022年第17期，原文标题为“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为什么失利？”，发表有删节。

作者 | 本力（北望）

《香港国际金融评论》执行总编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员、深圳市金融科技伦理委员会秘书长。曾创办北望经济学园，参与创办《北大金融评论》，出版《崛起?!: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经济学之路》《改革与未来》《投资存亡战》《量化投资十六讲》《金融伦理通识》等图书。